面对人工智能时代机遇与文化强国战略召唤,中国体育学的发展正处于理论重构与范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当前学科发展的核心矛盾,突出表现为国家对整合性、价值性理论的重大需求与现有学科体系因历史路径依赖所形成的工具理性主导、还原论倾向及结构固化之间的张力。研究通过对学科历史的考察及现行体系的批判性审视,揭示其在学科定位、内部整合与理论供给上的系统性困境。为破解此核心矛盾,研究旨在对学科的价值论、认识论及组织形态进行系统性重构,并提出四大战略路径:1)驾驭AI技术以升级工具理性与研究范式,实现理论跃迁;2)培育文化自觉以构建自主的价值理性与线)深化跨学科整合以重塑开放协同的组织生态;4)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确立学科发展的最终价值导向。
关键词:中国体育学;人工智能时代;学科范式;文化强国;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交叉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体育以其独特的身体实践形式与深厚的文化意蕴,成为观察社会结构与时代精神的重要窗口。21世纪以来,AI浪潮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社会生活的结构逻辑,体育领域亦概莫能外。面对技术革命与文化强国战略的交汇,中国体育学的发展面临一场范式变革,这既是时代机遇,也是学科实现理论跃升的内在需求。作为一项事关国民身心健康、竞技荣誉与文化传承的综合性事业,体育在国家整体发展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已有显著提升,承担着推动文化繁荣、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强国任务。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国家战略,并始终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其核心意义在于以文化自信筑牢民族复兴的精神根基,通过推动文化创新与文明传承,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政策层面,该战略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为根本遵循,涵盖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与加强国际传播等具体领域;在学术层面,“文化强国”则被界定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王易,2021)、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内核,彰显文化主体性、开放性与创新性的文明形态(张志元,2023)。它强调文化不仅是精神引擎,更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性支撑。
新时代以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文化强国等为代表的国家战略,对体育事业提出了更高质量、更多元且更具整合性的要求;而学科因历史路径依赖形成的结构固化、视野狭窄与理论供给滞后等问题,使二者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一方面,传统体育思想的现代阐释与现代科学体系的本土结合仍需深化;另一方面,面对全球竞争与科技革命的影响,其现有的学科结构、研究范式及价值取向,在新时代背景下已呈露出普遍的不适应。因此,本文立足时代变迁与学科反思,试图就中国体育学未来发展的若干关键方向提出初步思考。
近年来,中国体育学界围绕学科的历史演进、体系优化、理论自觉,以及如何应对AI、服务国家战略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黄汉升(2024)、杨桦(2022)等学者关注体育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卢元镇(2018)、杨桦等(2022)探讨体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范式转型,陈佩杰(2022)、周爱光(2022)等呼吁体育学学科结构的优化与门类提升,同时,钟亚平等(2024)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AI的深度融合。这一系列前瞻性讨论已然奏响新时代中国体育学变革的序曲,为本文的探讨铺就了坚实的思想基石。
因此,本文将以历史谱系考察与制度审视相结合为主线,综合运用文献资料分析、比较研究与案例剖析等方法,回溯中国体育学“根本矛盾”的历史成因,揭示现行学科体系的结构性张力与内在逻辑。进一步地,本文在文化强国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双重背景下,提出面向未来的4条建构路径,分别对应技术赋能、文化嵌入、系统整合与价值重构4个层面。
中华体育文化历史悠久,其思想与实践形态植根于传统哲学与社会生活之中。其特点在于,本质上是一种与政治、军事、养生、礼仪和娱乐等融合的综合性身体文化,而非一个轻易剥离的孤立领域。从先秦“劳其形者长生”的朴素认知,到历代多样的武术、导引与民俗体育样态,传统体育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文武兼备”的人才观与“刚健有为”的价值观(马明达,2003)。
这种身体文化的精神内核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教化功能。在这种观念下,身体活动是修身正己、体悟大道的途径。古代“六艺”中的射、御,重点不在于竞技胜负,而在于过程中的礼仪规范与心性涵养。孔子所言“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强调的正是射箭旨在“观德”,而非单纯比试力量或精准度。这种“内省自观”的价值取向,使体育活动具有了重要的道德哲学意涵。其二,是以道家及中医思想为基础的养生健体功能。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到华佗创编的“五禽戏”,再到后世不断发展的太极拳、八段锦等,均体现了追求“形与神俱”“清静无为”的养生智慧。其主要目标是通过调和气息、舒展筋骨来畅通经络,最终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这可视为“天人合一”思想在身体实践层面的重要体现(马廉祯,2011)。
可见,中国传统体育是一种融入生活方式与伦理规范的身体文化实践,武术的“德艺兼修”、导引的“形神共养”,乃至蹴鞠、龙舟等民俗活动所承载的社群凝聚功能,都展现出超越单纯身体技能的、深远的生命哲学与人文意蕴。尽管中国古代并未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体育学独立学科形态,但其独特的身体文化早已形成一套涵盖广泛、系统整合的实践与智慧体系,并以其注重整体、身心合一与德术并重的文化基因,共同构成了其发展的思想渊源,为后续体育学科的发展留下了重要的文化印记(马明达,2007)。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浪潮深刻冲击着传统社会观念。严复、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疾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将国民体质视为国家存亡的关键。在此背景下,西方近代体育被引入,其核心目标是服务于强国强种的时代诉求,体育的“工具性”价值被空前强化。
这一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初期以德国、日本的兵式体操为主,强调纪律与服从,以满足军事动员的基本需求。《奏定学堂章程》(1903年)将“体操科”纳入全国学校课程,标志着近代学校体育制度的起源。其后,以英美为代表,强调游戏、竞技与人格塑造的“体育”(physical education)理念经由多重渠道传入我国并逐渐占据主导。这一转变不仅丰富了内容,更是体育价值观的一次嬗变,标志着中国近代体育开始向更广阔的教育领域拓展。
总体而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体育经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引进、从模仿摸索到初步本土化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相关教育制度的逐步建立、专业人才的初步培养,以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等思想的广泛传播,共同为日后中国体育学科的正式诞生奠定了思想前提与实践基础。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以服务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为主导的体育功能定位,在有效回应时代危机同时,也塑造了此后体育学科发展的基本逻辑与路径取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体育的学科建制迅速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体育被紧密纳入国家计划体制,全面借鉴苏联体育模式(方千华 等,2017),其核心职能被明确定位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以服务国防生产,并在国际舞台上为国争光,以提升国家声誉(赵富学 等,2022)。专业体育院校与科研机构相继设立,体育学研究呈现出国家主导、计划性强与高度政治化的特点。
改革开放为体育学科注入了活力。随着对西方体育科学的引介与吸收,以及市场经济催生体育产业,体育的多元价值开始被认知,寻求独立学科地位的呼声日益高涨。1997年,“体育学”被正式确立为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并设定了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民族传统体育学4个二级学科方向。其四分法的结构设计,本质上是对计划经济时期体育事业四大板块(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与民族体育)的学科化映射。这种学科建制在当时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也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长期沿用的功能化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学科的认知边界,使体育的多元价值,特别是人文与社会向度未能得到充分展开。随着社会转型加速与体育实践版图的不断扩展,既有的结构与新时代体育发展需求之间的张力则逐渐显现,并在学科建制层面呈现出“理论供给滞后”的问题。(鲁长芬,2007;杨桦 等,2020)。
纵观中国体育学从传统承续到现代建构的发展历程,其内在逻辑始终与国家命运和社会变迁紧密交织,呈现出鲜明的应时性与工具性特征。学科的功能定位与理论形态不断随着时代诉求变化而调适:从救亡图存的启蒙工具,到服务国家建设的体育事业,再到改革开放后逐步释放其多元社会价值,体育学也逐步完成了由被动依附向主动建构的关键转变。
然而,这一走向自觉的进程在与新时代宏大叙事的交汇中,恰恰被其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所束缚。进入21世纪,面对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尤其是AI技术的冲击,以及国家提出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和文化强国等内涵更为丰富的国家战略时,既有发展模式的局限性愈发凸显。体育学作为一门天然具有文理交叉属性的学科,其在理论体系、知识范式与价值取向上的结构性惯性,使其难以敏捷而深刻地回应新时代多元、复杂的现实需求。
回顾中国体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一批关系学科走向的关键问题正日益显现:如何实现从“经验总结”向“理论创新”的引领性跃升?如何在积极参与国际对话的同时,构建具有主体性的本土话语体系?面对AI带来的时代机遇,学科应如何调整研究议程以主动拥抱智能化未来?这些关键问题共同表明,历史上形成的学科范式与现实发展需求之间的不适应已达临界点。而新时代国家战略与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体育学因历史路径依赖而形成的结构性固化和理论供给滞后之间存在不协调,在这段历史演进的尽头已趋于清晰和紧迫。
承接上文对历史脉络的梳理,本部分将聚焦于当下,剖析绪论中提出的“根本矛盾”在现行学科体系中的具体表现。根据现行学科目录,体育学(学科代码:0403)作为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其学科定位本身即充满内在张力。一方面,它体现了体育与教育事业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它在强化“教育”属性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健康、文化和产业等其他维度的学科独立性。为此,陈佩杰(2022)、周爱光(2022)等学者已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提升学科地位或另辟蹊径的必要性,这反映出学界对当前学科定位模糊性的普遍关注。
业内普遍认为体育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和应用性特征显著的学科,人的身体活动作为其研究对象,涵盖生理、心理、社会与文化等多个维度,决定了它文理交融的知识生产特性。其理论创新多源于实践需求,且反哺于实践效能,强烈的应用导向是其显著特征。这种高度综合与实践驱动的双重属性本应赋予学科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现行固化的四分法结构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体育学潜力的发挥,也使得学科定位的困境更为突出。
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中国体育学体系中承载人文社科理论与批判精神的重要场域,致力于将体育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中进行深度剖析。在中国体育学早期理论体系的奠基过程中,该学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体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性与必要性提供了早期的学理支撑。
随着学科发展和评价体系的演变,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正面临诸多的现实挑战。其研究成果对于深入理解体育的社会文化意涵、服务国家文化战略具有重要价值。但在以量化指标和应用价值为导向的学术资源配置与评价体系中,其深入的理论探索往往难以直接转化为可量化的应用成果,使其在学科内部竞争中常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种状况削弱了学科整体的理论创新能力与文化阐释深度,并进一步凸显了理论供给滞后的结构性矛盾。因此,该学科不仅需持续借鉴国际前沿理论,更应立足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包括体育史学等领域蕴含的丰富中国智慧,有效提炼本土经验、凝聚中国问题,进而构建自主的理论框架。其目标是让世界看到、理解并认可中国体育学的独特价值与贡献,这构成该学科需要着力突破的重大挑战。
运动人体科学构成了中国体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其研究成果已成为推动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科研支撑。该学科的发展充分体现出现代科技介入身体活动所展现的“具身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特征,展示了技术与生命科学在运动研究中的深度融合趋势。
然而,运动人体科学的发展却长期受困于学科归属的“定位困境”。段锐等(2023,2025)指出,体育学由于隶属于教育学门类,因而使运动人体科学的自然科学属性难以得到充分彰显,相关研究在争取本应与其学科属性相匹配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资源时,常处于不利地位,这不仅与国际上常将其归入生命或健康科学的做法形成了对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与前沿领域的深度交叉。此外,学界关于“运动老鼠科学”的讨论,以及学科内部各分支(生理、生化和力学等)间存在的壁垒,也反映了其在研究范式与整合能力上的不足。运动人体科学面临的一系列困境,揭示了固化的学科结构如何系统性地阻碍其应有潜力的释放,导致其在回应国家对高水平运动健康科技日益迫切的需求时屡显力有不逮。这一现实再次印证,学科体系的滞后性已成为制约其理论与技术供给能力提升的枷锁。
体育教育训练学无疑是当前中国体育学体系中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构成部分之一,对提升国民体质健康水平与增强竞技体育实力具有直接影响。然而,其体量优势并未转化为学科优势。恰恰是这种试图将目标指向、主体对象、理论基础和评价标准均存在显著差异的“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两大领域强行整合于同一学科之下的做法,催生了深刻且持续的整合困境。有学者认为,这种“一锅烩”式的设置,导致学科内部逻辑关系混乱、理论体系缺乏焦点(易剑东 等,2014)。这一结构不仅导致学校体育研究难以与主流教育学展开深层次对话,也使竞技训练研究容易与运动人体科学等领域产生范畴重叠,进而制约了该学科向更专业化、精深化方向发展。
上述结构性的内在矛盾,导致相关研究的浅层化与理论创新的不足,使该学科难以为提升国民体质健康水平与增强竞技体育实力两大核心实践领域提供高质量、精细化的理论指导。这正是“理论供给滞后”矛盾在体育学主体实践领域最直观的反映,也体现出体育学体系改革的迫切性。
民族传统体育学作为中国体育学体系中最具本土文化标识性的二级学科,其核心使命在于守护并传承中华体育文化瑰宝,是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服务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学术载体。尽管该学科蕴含独特而深厚的文化价值,但其整体发展水平却相对滞后。当前,该领域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经验性传承,缺乏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继而使其在运用现代学术规范开展研究时面临诸多困难。同时,其与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边界较为模糊,进一步加剧了学科认同的困境,并削弱了其与运动人体科学学科间的知识交互。
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发展现状,集中暴露出现有学科体系在承载和激活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方面的功能性不足。在当今日益重视体育文化价值的时代背景下,该分支学科的相对弱势,不仅削弱了体育学服务于文化强国战略的理论供给与路径探索能力,也进一步凸显了从文化维度推进学科体系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综合来看,现行的四分法二级学科体系在我国体育学科建设中曾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新时代体育实践的不断拓展,已难以适应当前体育发展呈现出的多样化与综合化趋势。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成为制约学科发展的瓶颈。前文分析揭示,无论是体育教育训练学面临的整合困境,还是运动人体科学的定位尴尬,均非孤立现象,而是共同指向现有学科体系的深层结构性僵化。在体育学的学术资源分配与评价体系中,各分支为维护各自边界而形成的壁垒,与当前强调交叉融合的学科发展趋势形成冲突(杨桦 等,2020)。这不仅使得智能体育应用、运动康复等新兴领域难以有效纳入体系之中,也固化了知识生产的路径依赖,进而加剧了本文提出的理论供给滞后这一根本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体育学学科评议组也在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对学科结构做出了调整,如在现有学科划分的基础上,允许高校自主设置其他学科方向,在体育学则形成“4+X”的学科分类格局,体育工程学等新兴领域已成为高校自设二级学科的案例。这体现了中国学科制度近年来在灵活性上的积极探索,但从整体上看,现有学科体系的滞后性,仍由学科内部问题演变为影响体育学服务国家战略效能的外部制约因素,其全面调整的迫切性依然突出。
鉴于此,对沿用近30年的学科范畴进行批判性反思,探寻其系统性重塑的可能,已成为中国体育学回应时代呼唤、实现理论跃升的逻辑起点和必由之路。
历经百年现代转型以及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持续探索,中国体育学的发展已到达一个历史性的交汇点。前文分析揭示,学科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与理论供给的滞后性,在全球化浪潮与科技革命的双重冲击下愈发突出。步入新时代,两大宏观力量正深刻重塑着体育学未来发展的坐标系,在使其战略性再定位具备不容回避的紧迫性的同时,也呈现出明确的指向性。
其一,以AI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AI对体育学的意义远超出提供新的“百宝囊”,其实质是对学科长期以来依赖的工具理性和还原论研究范式的一次根本性挑战与颠覆性升级。这种深刻重塑体现在对学科根基的根本性改变上。一方面,以往相对孤立的身体正转变为可被模拟与预测的“数字孪生”体,这直接重塑了学科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知识生产也朝着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的“第四范式”发生转型,进而改变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何驾驭这一强大力量,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又避免人的主体性被算法消解,并借此契机整合还原论分析与整体论洞见,是中国体育学突破“理论供给”瓶颈、实现范式跃迁的革命性契机。其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目标。这一宏大叙事的核心不仅在于文化产业的繁荣,更在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国民精神风貌与民族文化自信的整体跃升。在此背景之下,体育的文化属性与育人功能被赋予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可以将其视为国家战略层面对体育学的一次价值重校,旨在纠偏其长期以来工具理性占优、价值理性相对滞后的学科生态。它要求体育学从主要关注“强身健体”与“争金夺银”的工具性价值,转向深度挖掘和阐释体育在文化传承、人格塑造、社会凝聚与国家认同建构中的深层意义,即回归学科发展的价值理性。因此,文化强国战略并非一项简单的外部任务,而是驱动体育学进行自我审视、重塑学科灵魂以及构建自主话语体系的内在使命,其范式转型亦需以价值重构为引领。
要理解这种转型的紧迫性与独特性,与世界体育学发展之间的比较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视角。从共性上看,全球体育学界都在积极应对科技革命、学科交叉和健康老龄化等共同挑战,并在运动科学的基础研究范式上拥有诸多共通的学术语言。然而,中国体育学的特殊性具有更为根本的内在根基,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发展模式之异。相较于西方主要由市场或社会力量为主要驱动的模式,中国体育学的发展始终紧密嵌入国家战略之中,呈现出鲜明的国家主导与顶层设计的特征。从制到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其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与治理意涵远超西方语境。其二,文化根基之异。中国体育学深植于“天人合一”“形神共养”等传统哲学思想所构建的整体性身体观,与西方长期占主导的笛卡尔式身心二元论传统形成了鲜明对照,为构建理论体系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资源(Descartes,1984)。其三,价值取向的差异。在中国体育发展的传统中,集体取向、人际联结与社会整合长期具有重要地位,这一特征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更强调个体发展与自我实现的价值逻辑有所不同。
当前,全球顶尖高校的学科发展正呈现三大核心趋势:一是向“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的激进融合,学科的创新源泉不再局限于内部深耕,而是转向以解决社会“重大挑战”为导向,与社会各界共同创造解决方案的“问题导向”研究范式(王竹立 等,2025;Gibbons et al.,1994);二是数据密集型科学与计算思维的全面渗透,利用大数据与AI进行知识发现的“第四范式”正在成为所有学科的核心能力(Hey et al.,2009);三是“社会影响力议程”(the impact agenda)的日益凸显(Martin,2011),对公共政策、产业创新和民生福祉的实际贡献,正成为衡量学科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尺。这三大趋势共同描绘了一个更融合、更智能以及更务实的未来学科学术图景。
因此,新时代中国体育学的再定位,其意义与任务均已超越局部修补,其本质上是一场旨在破解根本性矛盾、立足自身独特性的大变革。这场深刻的范式转型务必从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根本层面进行理解,更是一次关乎学科灵魂的价值重塑。具体而言,它要求在认识论上,打破长期以来还原论范式对整体论思维的压制,实现二者的辩证整合,既要利用现代科技精微解析身体运动的构成,更要把握其作为“身心合一”整体性实践的文化意蕴;在价值论上,实现从工具理性主导向价值理性引领的根本回归,确保技术的发展与知识的生产最终服务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宗旨;并最终在学科定位上,基于上述转型,实现从被动回应外部需求的依附性地位,向能够主动引领实践、贡献原创理论的学科主体性的关键跃迁。
为破解前述结构性矛盾,回应时代的双重呼唤,中国体育学的未来发展路径亟须在保持理论自觉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建构。以下4条策略并非彼此孤立,而是一个内在融贯、层层递进的整体性方略,该路径从“器”(工具方法)、“魂”(理论内核)、“体”(组织形态)、“道”(价值追求)4个维度出发,建构了中国体育学现代化转型的系统性蓝图。
拥抱AI时代,旨在破解“理论供给能力不足”的困境,其核心在于驱动研究范式的深刻革新。这不仅是对全球学术研究迈入“第四范式”的直接回应,更是体育学从经验观察迈向计算预测的内在必然。例如,钟亚平等(2024)对数字体育学的构想,智能化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而非仅仅是工具箱的更新。
在基础研究层面,AI与大数据技术正驱动体育学从传统的还原论研究,迈向对运动引发的整体性生物学响应的系统性解析。所以,应当明确区分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与具身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前者强调身心统一的理论框架,探讨运动作为认知过程的哲学与心理维度;后者则关注智能体的实现机制,通过人工系统模拟人的运动与决策行为。二者都是借助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技术,将研究对象从个体的运动表型拓展为可模拟、可预测的动态系统,实现理论与技术的双向融合。在应用研究层面,智能化技术显著提升了研究的生态效度与转化效率。无标记点动作捕捉和计算机视觉分析已使生物力学研究走出实验室,进入真实的训练与竞赛情境,为个体化干预提供高精度、情境化的支持(陈柯行 等,2024)。
在人文与社会层面,自然语言处理与情感分析拓展了体育社会影响的测量维度,能够量化体育事件对公众情绪、国家认同与社会凝聚力的效应,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验证提供方法论支点,并缓解长期存在的“量化不足”的困窘。更重要的是,这种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研究路径,使体育人文社会学得以在全球化知识体系中确立更鲜明的文化主体性,不仅提升了中国学者在国际话语中的实证表达能力,也为构建以中国价值观为底色、兼具科学严谨与文化深度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现实支点。而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高精度动作捕捉与生物力学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诠释路径。以科学手段重构其中的身体智慧,将依赖经验的默会知识转译为可验证的系统知识,从而支撑其理论建构与现代化传承。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更是文化层面的再生。通过科技赋能,传统体育中的“身心合一”“形神共养”“理象汇通”等理念得以在科学语言中被重新诠释与传播,使其从民族经验升华为可被全球理解的知识形态,从而为中国体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注入独特的文化底蕴与长期价值。凡此种种,皆展现出智能化转型正在推动体育的社会文化价值研究从“感性描述”向“理性实证”转变。
在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破解“理论供给滞后”的另一关键,在于构建具有自主性的中国特色体育学理论话语体系。这一目标既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也要求学科发展完成从“文化自发”到“文化自觉”的深刻转型,从而推动中华体育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黄汉升(2024)、杨桦(2022)等学者的论述均强调立足国情、强化理论创新的重要性。这尤其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突破理论体系匮乏、发展相对滞后的瓶颈提供了根本路径,旨在推动其从文化瑰宝的守护者,跃升为贡献自主知识体系的创造者。
首先,激活传统体育文化的当代价值。这绝非简单的复古,而是一场旨在将内嵌于文化实践(praxis)中的身体智慧,系统性地转译为可被普遍理解与验证的科学知识(logos)的理论工程。例如,将中国传统养生术中“形神共养”“意气合一”的理念,与当代神经科学中的“体现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进行交叉验证(Osypiuk et al.,2018)。具体而言,可将武术许多拳种中所蕴含的“刚柔并济”思想,与现代运动生物力学及康复医学进行深度融合:一方面,通过高精度动作捕捉与肌电分析,解构其“柔”中所蕴含的、以最小关节负荷实现最大身体控制的神经肌肉协同模式,并将其建构为针对慢性关节炎患者或老年群体的精准运动康复方案;另一方面,则可解析其“刚”的发力瞬间,如何通过核心肌群的瞬时稳定与力量传导,为预防跌倒和提升爆发力训练提供全新的理论模型。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现代技术手段,验证传统功法对大脑可塑性与情绪调节网络的影响,有望为“身心一元”的古老智慧提供坚实的现代科学注解,进而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整合性身心健康理论”。
其次,着重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原创性理论。百年体育现代化历程,尤其是大规模全民健身和制的经验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素材。近期广受热议的“苏超”“村超”“村BA”等现象,以其显著的社会动员力与体育参与的本真愉悦,为观察中国基层社会的体育文化生态、社区凝聚乃至乡村治理模式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样本,亟待学界从理论上予以原创性回应和阐释。
对于制,学术界需深化理解,并超越其作为竞技动员模式的表层解读。深入阐释其在资源动员、人才培养与价值导向等方面兼具综合性与有效性的体育制度。Ma等(2019)的研究便将其视为一种具有特定机制的国家主导型体育治理模式。通过与西方模式的比较分析,可提炼其在服务高水平竞技体育以外,在更广泛社会领域所展现的制度优势与内在逻辑,进而建构具有解释力的本土化体育理论体系。
因此,新时代中国体育学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在国际对话中贡献中国智慧。这不仅意味着对外学习和引进,也包括对内批判和对外输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可提出一种强调相互尊重与文化互鉴的中国式体育外交范式,为全球体育治理贡献更加包容和公正的东方智慧。
此路径直击“固化的学科结构”这一矛盾核心。学科交叉融合是优化乃至重构当前僵化体系的关键,也是对本文第二部分所揭示的结构性困境的直接回应。例如,可以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置运动科学与健康相关的一级学科。这一构想与国家当前的学科建设趋势高度契合。2023年,教育部已正式将“健康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科代码:082605T)纳入本科专业目录,并将其归属于工学门类下的生物医学工程类,而非传统的医学或教育学。这一举措表明国家顶层设计已在鼓励和推动健康相关学科向理工科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因此,将长期受困于教育学门类下的运动人体科学进行类似的战略性重置,使其回归自然科学属性,与生命科学、医学等前沿领域深度融合。这不仅是破解其定位困境的必要之举,更是顺应国家学科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健康科学与技术”专业“医学+工程+数据”的复合型知识结构,也为未来运动人体科学的跨学科改造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成功样板。
与此同时,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整合,也为拆解体育教育训练学内部的整合困境提供了契机。借鉴国际上一些成熟的学科分类经验,例如,在英美等国家,原有庞杂的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内容就已分化发展为更具专业深度的“运动教育学”(sport pedagogy)和“教练科学”(coaching science)等独立领域,使其能够分别与主流教育学界和前沿运动科技领域展开更为有效、更具学理性的深层对话。因此,唯有推动深层次的交叉融合,方能突破既有学科壁垒,有效回应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重大议题的系统性需求,这也必然要求对现行四分法二级学科体系进行审慎而必要的结构性调整。然而,体育学学科体系的这种结构性重塑必然遭遇深厚的制度惯性与复杂的利益藩篱。其阻力不仅来自院系间已然固化的利益格局,也源于资源配置机制的长期路径依赖,并且深植于以学科代码和既有评审体系为基础的评价惯性之中。因此,单纯依靠学界呼吁和高校自下而上的探索远远不够,只有在政策层面打破评价体系的结构锁定,才能真正推动改革落地,还需争取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支持。学界关于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运动科学”(陈佩杰,2022)、提升体育学门类地位(周爱光,2022)等构想,本质上正是希望通过对教育部学科目录的战略性调整,为跨学科融合提供最根本的合法性与制度空间,为构建边界流动、动态生成的学科新生态提供了重要思路。其构想的落地,则有赖于自上而下的政策破局与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形成合力,将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有力保障。
通过大力推进跨学科融合与结构优化,中国体育学将有望突破现有知识边界,由一个相对内向型的学科群转型为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具备强大生命力与社会贡献度的“大体育学科”,实现从传统“跨学科”向解决重大社会挑战的“超学科”范式的战略转型。
学科的灵魂在于其所秉持的价值观念。面对新时代日益多元的社会需求,中国体育学的价值观体系亟须进行系统性重构,以校准学科发展的“价值罗盘”,这亦是对国际学界日益强调的“社会影响力议程”的回应(Martin,2011)。所以,构建一个内在融贯、层次分明的价值结构已是当务之急,那就是以增进个体健康福祉的“人民性”为基础价值,以促进社会整合、培育现代公民素养的“社会性”为中间价值,以服务国家战略、贡献文化传承的“国家性”为高阶价值。
这种强调以“人民性”为基石、以“社会性”和“国家性”为延伸的协同价值体系本身,就是对学科内部价值失衡的一次有力纠偏。长期以来,体育人文社会学之所以面临现实挑战,根源就在于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评价体系,对其所承载的、关乎社会福祉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认识不足。一项优化奥运冠军0.01 s成绩的技术研究,其价值容易在评价体系中被量化和认可;而一项反思制对运动员个体长远发展影响的质性研究,尽管对体育制度的健康发展可能更具深远意义,其价值却往往难以被当前评价体系所衡量。而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罗盘就意味着学科的成功与否,最终要看其对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培育健全人格的贡献度。这一价值转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也从根本上确立了其在整个体育学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为其破解发展困境提供了坚实的价值论支撑。在这里,“人民性”是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多样化体育需求的具体回应。它涵盖全民健身的普及普惠与竞技体育的观赏激励,更指向更深层次的社会功能:它包含了以体育为媒介促进社区融合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功能;包含了促进青少年人格健全与社会适应性发展的教育功能;更包含了保障老年群体主动健康与生命质量,以及确保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体育参与权利的社会正义功能。个体健康、社会效益与国家贡献三者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卢元镇(2023)对体育认同等新兴价值维度的关注也提示我们在价值体系重构过程中要始终与时俱进,动态调整。
尤为关键的是,新的价值体系要正视并具备调和潜在价值张力的能力。“为国争光”的国家贡献价值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个体福祉价值之间,在特定情境下可能出现冲突。长期以来,制在创造竞技辉煌的同时,也受到对运动员个人发展与身心健康保障不足的批评。新的价值体系不能回避此类矛盾,而应致力于构建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荣誉的实现以充分尊重和保障运动员个体权利与长远发展为前提;同时,个体的体育实践也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积极贡献于社会福祉与国家认同。这意味着,理论研究须为实践提供指导,探索如何在资源配置、运动员培养与退役保障等环节,建立平衡集体目标与个体关怀的制度性安排,以确保体育发展真正回归“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宗旨。
中国体育学的发展正处于AI浪潮与文化强国战略的历史交汇点。本研究系统论证,当前学科发展的核心症结,源于国家战略对整合性、价值性理论的宏大需求,同现有学科体系在工具理性、还原论倾向与结构固化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这一根本矛盾实则深植于其独特的历史演进逻辑,并在现行的二级学科体系划分中被集中体现和放大。
面对此番机遇与挑战,中国体育学的理论跃升与范式转型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时代命题。为破解上述根本矛盾,本文系统性提出新时代中国体育学实现战略再定位的四大核心路径:以技术赋能驱动范式跃迁;以文化嵌入夯实理论自信;以跨学科逻辑重塑组织生态;以协同价值引领精神塑造。上述4条路径分别对应“器”“魂”“体”“道”4个层面,整体构成了中国体育学现代化转型的建构蓝图。
综上所述,若中国体育学欲在新时代真正实现理论跃升,回应文化强国的战略召唤,其前提在于能否正视并着力破解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唯有通过对其理论范式、学科结构与价值体系进行深入而系统的重构,方能激发学科内在活力,推动其完成一次根本性的知识生产转型,即从传统的、以学科为本位的现象解释,转向以解决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重大社会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协同的知识创新,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独特的文化智慧与精神力量。展望未来,中国体育学与世界体育学的关系将呈现出“趋同”与“存异”并存的辩证格局。在科学范式、技术应用和应对全球性健康挑战等方面,二者将持续交融互鉴,迈向更高水平的趋同发展;而在价值内核、文化阐释与服务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等层面,中国体育学则将在独特的发展路径与文化根基的基础上,坚定走出一条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存异”之路。
因此,秉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战略定力,在积极参与全球学术对话、贡献“中国方案”的同时,走出一条既遵循现代学科发展规律,又彰显中国特色与学术主体性的发展道路,努力将中国体育学建设成为世界体育学术格局中具有显著辨识度与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一环。理论跃升与范式转型是充满挑战的一项系统工程,仍需学界在人工智能的伦理规制、中华体育精神的现代表达和跨学科协同创新等关键议题上继续深入探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ballbet贝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