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发生在纽约的一起事故讲起。2013年6月3日,纽约警方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公寓发现两具腐烂的尸体,一男一女,是一对中年伴侣,他们将充满氦气的塑料袋套在头上,自杀身亡。这起事故之所以在当年格外引人关注,是因为两位死者的职业,他们是广播节目主持人,他们的节目名叫《追求幸福》,节目中他们一直在鼓励听众“每天做一件让你害怕的事情”“走出自己的舒适区”“适应变化”“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节目之外,他们开展生活教练业务,该业务声称可以帮助客户“培养并激励你的内在力量,识别你隐藏和尚未开发的潜力,让你满怀信心地走上通往梦寐以求生活的道路”。
可为什么这样一对教授各种方法来构建幸福生活的教练会选择自杀?问题出在哪里?回顾两位教练的广播节目,他们的核心理念在于:不要去看外界,将视线转向内心,我们可以在情感和精神方面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是当下非常时兴的一套价值观念,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流行的一套意识形态。在此之前,我们似乎没那么纠结更好的自己这一问题。比如你去看约翰·布洛克在1955年创作的经典画作《下午五点的柯林斯街》,这幅名画以一个下班场景来表现当时资本主义大都市中男男女女的生活,画中疲惫不堪的办公室职员结伴回家,他们穿着颜色黯淡的衣服,愁眉苦脸,几乎就像一群标准化的机械,没有半点个人的光彩,他们的生活显然是乏味的,但与此同时是安全和确定的。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遭到挑战,它被认为造成了人的异化和孤独,我们开始要求超越单纯安全感的事物,比如意义、流动性、灵活性、自我表达、真诚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个时候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变得越来越重要起来。你很容易能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这种观念的差异和转变,比如很多人会发现他们很难跟父母谈论人生问题,因为对父母而言安稳更重要,而对下一代而言,个人追求更重要,有时我们会用“代沟”概括这种差异。
但只注意到差异还不够,我们还要问差异带来的影响。当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成为一个不一样的自我,也自由选择我们的人生道路,生活由此变成了一道又一道的选择题,从最平凡的今天我要吃些什么菜,到重大的职业道路或生活伴侣,全交由我们自己来选。可没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选,更可怕的是,我们必须为这个选择负责,一旦选错,无论是关系破裂,失业还是重病,我们只能怪罪自己。所以,这是一种极度自由的体验,但同时这也必然是一种极度焦虑的体验,著名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对此有过一句精准的描述,他说,“(眼下)我们所有人都注定要过充满选择的生活,但并非所有人都有办法成为作出选择的人”,我们常说的“内耗”或许就根源于此。
“生活教练”这样的业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此外还有大量的健康咨询、心理咨询、职业咨询等机构蓬勃发展起来,它们都试图帮助我们做选择,缓解我们的焦虑。这些机构和服务的涌现其实意味着,人们开始了一种集体性的“向内转向”,也就是说,既然无法掌控外在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变迁,那就专注于那些看似可以掌控的领域——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生活方式。
早上5点起床,喝一杯温水,做20分钟瑜伽,吃营养均衡的早餐,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按时健身,记录卡路里摄入,进行冥想,10点准时睡觉。这种高度规律化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代人应对不确定性的一种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是一种理性的适应机制,而且我们似乎也别无它法,当其他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难以成为我们生活的支点的时候,身体好像确实是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支点了。但是,我们必须问的是,当我们做着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感到了快乐和幸福吗?
一项由心理学家组织开展的研究,研究人员给两组人播放那些普遍认为会让人感到快乐的电影,但唯一的区别是,其中一组在观看影片前阅读了一份写有“快乐在你生活中非常重要,它会让你成为一个茁壮成长的人”的声明。事后研究人员询问每一个人是否感到更快乐,他们发现阅读了声明的这一组人,反倒不如另一组人感到快乐。也就是说,当快乐和健康成为一种义务,哪怕你在数据指标上确实表现得更快乐和健康,但人的主观感受反而容易感到不快乐和不健康。这就像是“幸福悖论”——越是刻意追求幸福,越是难以获得真正的幸福。当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优化自己的生活状态上时,我们实际上ballbet贝博是在不断地监控和评判自己,这种自我监控本身就是压力的来源。
此外,尤为强调的一点是,这种健康生活方式和观念正在逐渐与一个人的品格和道德挂钩。在当代社会的话语体系中,健康不再仅仅是身体状态的描述,而变成了一种道德标准。“你看她每天都坚持健身,多么自律!”这样的赞美背后,隐含着对那些不健身的人的否定判断。不知不觉中这就变成了一套新的道德体系:自律等于品德高尚,放纵等于品格低下。在这套体系下,如果你不健康、不快乐,那就意味着你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德上的失败者”,你没有足够的自制力,没有足够的毅力,没有足够的智慧来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这种判断不仅来自外界,更多时候还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自我苛责。
这带来了两个影响。首先,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社会表演。人们不仅要实际地保持健康,还要在社交平台上展示自己的健康生活,仿佛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它还带来一种永无止境的竞争氛围,既然每个人都要成为自己生活的优化大师,那么这种优化就没有终点。总有更好的饮食方案、更高效的锻炼方法、更先进的自我管理技巧。在这种逻辑下,停滞就意味着落后,满足就意味着平庸。
再有,这种“健康”道德化的趋势的背后是把社会问题个人化。很多原本属于社会结构性的问题,眼下变成了个人适应能力不足的问题。比如找不到工作不是就业市场的问题,而是你个人能力不够、准备不充分的问题。这种逻辑让每个人都承担起了本应由社会和制度承担的责任。“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好像不再是一个需要公众审慎讨论的问题,它变成了一个关于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的问题,直接行动成了当下最重要的事情,而通常情况下,这种直接行动的目标是自己的身体。”
正因如此,提出“健康综合征”这个说法,用以描述一种由专注于管理自身状况而带来的持续焦虑、自责和内疚。“这样的一种‘健康综合征’正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难以享受生活,离我们想要的快乐和幸福越来越远,并且也让我们不再清醒地思考我们身体以外的那个世界。”那对此,我们能怎么办呢?要如何摆脱“健康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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